访谈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或许要数朱克曼教授对伍德的批判,这显示了两人研究旨趣上的根本区别。朱克曼在哈佛的经历一点也不愉快,对贝林也颇有微词,而与之相反,伍德则在前两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对贝林学术生涯的深度和广度给出了最高的评价。伍德认为,今天的学者总是怀揣当下的道德标准对建国之父们妄加指责,实际上是丢失了GPS以至迷途不返,而没能效仿贝林的榜样,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伍德这一批评的矛头直指引领美国早期史学术风向的《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对此,该刊一位主要编辑不得不硬着头皮撰文回应,指出今天人们对早期史的兴趣早已从建国之父的神坛,转移到了黑人、印第安人和女性等这些长期以来被革命叙事遗忘的群体,如今这类题材才是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正途。朱克曼显然站在《威廉玛丽季刊》这一边。这次访谈之后,我曾再赴费城,与朱克曼教授见面。我至今记得,在咖啡馆里闲聊时,谈及伍德的经典之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刚刚问世的中译本,朱克曼教授对伍德语带讥讽的“赞美”:“这本书写得如此精妙,如此权威,如此完备自洽,以至于我对此实在没什么可评论的,只等着高呼万岁了!”美国早期史学界近些年来的这些论战,或许也能从当时我与志宏在朱克曼教授府上所闻之中窥得一斑。
朱克曼:贝林当然不会同意本杰明·拉什的看法,相反,他会把拉什挑剔而充满怀疑的立场视为一种志得意满的态度。不过贝林也不如他的学生戈登·伍德那样自鸣得意,后者将奴隶解放、女性解放、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件进步的发展都归功于美国革命时代的话语。对我而言,苦读拉什对美国革命主流叙事的挑战看似愚蠢,但却是反驳贝林关于“自由的蔓延”(contagion of liberty)以及伍德持续的、也是充满争议的维护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关键。不仅如此,伍德是嫉恨法国革命的一个糟糕案例。他极端地试图相信,倘若法国革命(或者从冷战的意义上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美国革命就更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革命是要震惊世界,并且急剧地、戏剧化地改变国内和整个世界的面貌。
朱克曼:美国历史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的延续性。除了内战,我们的历史几乎没有过任何断裂。尽管自知历史短暂,或者说至少比那些作为参照的国家的历史要短得多,然而我们却有把握说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国家。我们在2016年看到的世界与1607年詹姆斯敦(Jamestown)的冒险者和1620年普利茅斯(Plymouth)的信徒所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太大分别;我们感到自己与生于1706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血脉相连,并认为自己与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托马斯·杰斐逊一样同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们的政府一以贯之,从未被推翻。尽管在内战时期,我们险些推翻了自己的政府,但最后携手共进,转危为安,不仅恢复了试图脱离北部联邦(Union)的南部各州的权利,而且也将当时的反叛者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视为最了不起的美国人之一。我们确实废除了历史上的奴隶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把种族等级制度完整地留存下来。
杰伊·菲利格曼(Jay Fliegelman)曾生动论证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言论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他当时必须向汇集各州代表的大陆会议大声宣读这份文本,而为了达到出色的演说效果,杰斐逊重申了“人人平等”的道德说辞。就杰斐逊与他的黑人女仆萨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的情人关系以及他在《弗吉尼亚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里对黑人的评论看,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即《独立宣言》里的“人人平等”只是政治表演的话语?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对杰斐逊而言,仅仅口头承诺废奴更是轻而易举。这也是绝大多数建国之父的做法。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潘恩,他们与杰斐逊出生入死,他也确确实实地尊敬和仰慕他们。奴隶制被他们视为共和国的污点和对启蒙精神的背弃。杰斐逊作为美国驻法大使前往巴黎时,具有启蒙精神的朋友们纷纷敦促他加入“黑人之友”协会(Les Amis de Noir)。作为他们眼中的同道中人,杰斐逊加入该组织理所当然,然而他多次拒绝。而且在此之后,他并没有改变这一态度。杰斐逊曾收到了成打的信件,多是请求他协助废止奴隶制、允许奴隶主释放作为个人私产权利的奴隶。回信中,他在总是借故时机未到而予以推托。任职弗吉尼亚州总督期间,他拒绝将自由释放奴隶(manumission)合法化,理由是公众舆论尚不成熟。直至离职那年,其合法化进程再也无法遭到他的阻拦,一项有关授权奴隶解放的法律得以在议会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