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自己这本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即便如此,关于中国抗战的西方图书还是非常少。本话题在西方的开山祖师之一是我在剑桥的老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他在过去十到十五年写了好几种本话题的著作。他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战争中的中国》(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但说到中国在二战中的经历、贡献和遗产,西方至今对其仍然知之甚少。
拉纳·米特: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书《中国的内战》(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讲的是政治方面的斗争。军事方面则有哈佛大学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精彩著作,书名为《决定性碰撞》(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但我觉得,在国共内战这个题材上,还应当有更为国际化的研究,从中国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新观念以及这种新观念在亚洲如何运作的角度来看内战。所以在这个领域还需要新的工作。
中国读者对西方史学家的中国史著述一直热情很高,中国的出版商也热衷出版此类著作。比如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天国之秋》在中国很受欢迎。作为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您如何评价近些年西方汉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牛津的中国研究学术传统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目前的中文教授田海(Barend J. ter Haar)是历史悠久的学术传承在今天的掌门人,他继承的学术传统可以追根溯源到19世纪末的一些非常卓越的学者。他的前辈包括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苏慧廉曾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老师。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学科的创始人,但他是在牛津学历史的。所以可以说牛津是哈佛中国研究的祖辈。即便在近期,哈佛有三位中国史专家是在牛津获得的博士学位。而现在牛津的好几位中国史专家拥有哈佛的博士学位。所以哈佛和牛津之间还是有很多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