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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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作　　者：林贤治 著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6-1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近三年来的随笔及评论的结集。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作者所关注，全书通过对多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叙述，探讨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革命、历史诸关系，解析作为理念人和实践者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人格建构，特别强调自由批判的精神。其中，对于中国“国民性”及现代作家“精神还乡”问题的阐发，寓褒贬于历史观照之间，视域开阔，观点鲜明，创见迭出。

　　【作者简介】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思想性作品《平民的信使》、《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一个人的爱与死》，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丛书》、《散文与人》、《记忆》、《人文随笔》、《文学中国》（合作）等。

　　【目录】

　　题 记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自由、祖国、十字架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写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的前面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1984》的一个新译本

　　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夜读抄：《论小丑》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导言

　　鲁迅：四城记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

　　《鲁迅语录新编》前言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怀念耿庸先生

　　诗人的工作

　　重印《中国文字狱》序

　　黄河遗文编后记

　　从低泣到嚎叫

　　《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我是农民的儿子》再序

　　《满天星文丛》 序

　　《人文中国》前言

　　《烙印》序

　　知识分子与自由

　　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

　　经典的言说

　　关于“思想者文学”

　　关于“底层文学”

　　关于“介入文学”

　【书摘】

　　题 记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

　　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

　　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唯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和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