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贝淡宁《贤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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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政治哲学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贝淡宁（Daniel A.Bell）所著的《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英文版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发强烈争议，准确来说是接近一边倒的批评。

　　这本书究竟说了啥，会引发如潮的争议？贝淡宁主要谈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为蓝本的选举民主制存在较大缺陷，且难以真正意义上修复优化；二是贤能政治优于选举民主制的可能性；三是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选举民主制的四大弊端

　　贝淡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不应该引发争议。不惟美国和欧洲政治学界近年来对于选举民主制的原理机制及实际运行提出了尖锐批评，事实上在民主作为重要政治制度和理念价值产生后，就一直引发广泛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建立西方模式的选举民主政治形式的国家内，通常人们对于这种制度的赞赏程度更高，而在具体推行的国家和地区，反倒存在质疑。尽管丘吉尔的名言“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治制度”广为流传，但民主的显著弊端同样有着很高公众知晓度，即贝淡宁在书中归纳的“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义暴政”。

　　多数派暴政的概念最早是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提出来的，19世纪的英国政治学家穆勒也曾忧惧多数人会利用权力来压迫少数派。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许多国家发生了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欺凌甚至屠杀后，为了抑制选举民主制的弊端，在西方国家及其他一些追随西方模式的国家和地区，被纳入选举民主制议决的事项大大减少。换句话说，对于选民来说，除了投票选出“相对不那么糟糕”的候选人之外，民主权利基本上是概念性的、虚化的。其实，所谓对“多数派暴政”的恐惧，是活生生人造出来的，只见于极少的民主、法治、社会秩序全面失灵的状态，但却被用来普遍性的限制民主甚至拒绝民主。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基于对“多数派暴政”的恐惧而建立的民主弱化、淡化、虚化现实，才滋生了选举民主国家的多数选民对于政治的冷漠，人们甘愿在政治方面无知。

　　少数派暴政其实就是精英主政的变种。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开国时的美国，民主的价值地位远低于自由，更无法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相提并论，这使得以民主为名的政治制度设计被确定为少数精英主导，其他人仅仅行使有效表决权的框架。具体在当代社会，少数派暴政就是金钱力量主导一切的代名词，政治成了富人阶层的奴仆。有意思的是，尽管很多经济学家也承认，收入不平等不仅意味着经济后果，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是危险的，却坚决反对有利于弥合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以及公共雇佣政策。

　　选民共同体暴政，是选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权利上形成对于非选民群体的压制和剥夺。这种现象多见于有较多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国家和地区。而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指的是因为政治权力处于开放式竞争，会反复的、越来越严重的撕裂社会。

　　贝淡宁概括出的选举民主制的四大弊端，并对应提出了替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些替代安排结合起来，就是他所推崇的贤能政治体制。

　　尚贤制真的可行吗？

　　贝淡宁熟谙中国历史，又有西方文化背景，他力求将中国、新加坡作为当代尚贤制的两个典范案例，然后将尚贤制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来源）追溯到较为久远的古代历史时期，甚至列举了穆勒、托克维尔、哈耶克等人在倡导民主自由体制的同时对于尚贤体制的青睐。

　　在书中，他首先谈到了当代世界无论是国家还是大型企业对于领导者素质提出的很高要求，指出政治领袖与商业领袖的能力素质等都存在较多的共同点。他援引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政治领袖需要具备激情、责任感和分寸感，需要考虑到行为的可预见后果，还要有伦理约束。这是其一。

　　要履行公职，当然需要具备足够的智识能力，这是其二。贝淡宁高度赞赏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将考试作为选拔政治人才的机制。考试制当然要比推举制更有利于实现阶层流动，更具公平性。尽管考试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它筛选掉了缺乏基本分析能力和基本常识的人”。另外，尽管尚贤制的重要内容考试制相比选举民主制，在考察官员社交技能（聆听与表达）方面稍具劣势，但仍可以通过面试等方式达成筛查的目标，这是其三。

　　贝淡宁承认，无论是中国古代以来的尚贤制，还是古希腊等中国以外的古代文明涌现出的类似政治模式，尚贤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因为选拔出的政治领袖能力卓绝，因而更频繁出现权力滥用；政治等级体系也可能固化，破坏社会流动性；很难向权力结构之外的人论证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他也对应提出了辩解词，即加强反腐的制度化，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分解过于集中的部门和官员个人权力，增强制约，鼓励社会和民众监督，可以在没有选举民主制的前提下有效遏制腐败。贝淡宁的另一个辩护意见是，以法国为例，一些实行选举民主制的国家的政治内核，其实也是尚贤制。

　　其实，在《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整本书的前三章，读者可以明晰的感受到，贝淡宁对于选举民主制的弊端的归结，更具力度，而相比之下为尚贤制发表的辩护，说服力要相对微弱得多。前述选举民主制的四大弊端，其实稍稍调换前置条件，也完全可能再现于尚贤制背景下。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尚贤制要运行得良好，需要配置的特殊条件其实更多。

　　是否应当走向民主尚贤制？

　　民主尚贤制是选举民主制和传统尚贤制的结合体。贝淡宁认为，可持续的政治尚贤制也应当纳入民主社会的特征，包括用法治制衡腐败和权力滥用，用言论自由和政治实验防止政治等级体制的固化。

　　书中讨论了三种民主尚贤制模式：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在中央政府层面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中央层面上尚贤与地方层面民主相结合的模式。按照书作者的论证，前两种模式都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痼疾，比如，选民层面的民主选择，很难避免导致欲望政治，无法做到权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而中央政府层面将民主与尚贤相结合，恰恰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希望达到而没有达到（并被认为无法达到）的目标。

　　贝淡宁推崇以中国模式为蓝本的中央层面上尚贤、（省市）中间层面改革与基层层面民主相结合的体系。他断定，这种体系（模式）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可行而优越的，甚至可以效仿美国输出美式民主那样，将中式的尚贤制模式推向世界，虽然他这么说的依据也仅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惊人的增长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