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基斯洛夫斯基的灵感之源，没有他就没有《十诫》

俄狄浦斯

对于多数影迷来说，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是个陌生的名字。不过，提起《十诫》（Dekalog）、《两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蓝白红三部曲》（Trois couleurs）这几部出自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之手的作品，应该有不少影迷奉之为至爱。而它们的剧本正是由基斯洛夫斯基和皮耶谢维茨一同构思而成。

基斯洛夫斯基（左）与皮耶谢维茨
这两位再加上配乐家兹比涅夫·普莱斯纳（Zbigniew Preisner）组成的“铁三角”，在十多年的合作中，从未失过手，部部堪称留名影史的佳作。工作之外，三人也是亲密无间的挚友。只可惜基斯洛夫斯基导演英年早逝，另两位虽在他去世后继续创作，但始终难以超越前作。好在令中国影迷颇感欣慰的是，近年来，皮耶谢维茨和普莱斯纳不时来到中国参加合作或交流活动。经由他们的讲述，我们得以越来越深入了解基斯洛夫斯基其人其作。
2018年12月，73岁的皮耶谢维茨再度造访上海。与过去来中国往往是为参加基斯洛夫斯基的影展不同，此番他是应上海师范大学世界电影研究中心之邀，主持由该机构主办的“电影学堂·电影编剧工作坊”，为决心投身编剧事业的中国年轻人开堂授业。在此期间，他还抽出时间与媒体对话，畅谈跟基斯洛夫斯基交往的点滴以及他所秉持的编剧之道。
电影之道：自我表达
与科班出身的基斯洛夫斯基不同，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的主业并非电影，而是律师。毕业于波兰华沙大学法律专业的他，从1973 年起执业，并于1982年与基斯洛夫斯基相识。彼时正值波兰戒严法实施期间，不少人因为在街头涂鸦标语、持有地下刊物或其他反抗形式而遭到审判。基斯洛夫斯基想拍摄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纪录片，但如何获得司法界的信任，找一个人带路让他犯了难。皮耶谢维茨正是因此被介绍给了年长他四岁的基斯洛夫斯基。
“老实说，他并不信任我。但因为我是克劳尔介绍的人，而且他也看过我的一些作品，所以我才能克服他的排拒感。”关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基斯洛夫斯基在自传中如此写到。然而，他在书中并没有提及两人是如何化解最初的不信任，这一点曾令我十分困惑，亏得这次皮耶谢维茨的来访，才由他亲自揭开了谜底。

皮耶谢维茨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彼此交换了一下爱读的书单，之后就变成几乎每天都见面了。当时，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年轻律师了，参与了不少波兰较为重要的诉讼。他也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导演了。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对他的天赋很感兴趣，觉得好像可以通过这个人来表达一些我想说出的东西。而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觉得跟他有化学反应。后来我发现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非常相似的缘故，包括父母都非常重视教育，都经历了物质匮乏的童年，而且家庭成分都不受当时政治体制的尊重。我们两个有点像是局外人，并不想直接去抗议什么，而是把我们的所思所想诉诸另一种形式。在我看来，电影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可以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呈现世界真实的样貌。基斯洛夫斯基还玩笑说，我们两个都是在记录生活。他是通过纪录片，而我是通过卷宗。”
我想皮耶谢维茨所说的“化学反应”，除了他提到的几点外，对于电影的热爱也是其一。他走上迷影之路的时刻，可能还早于基斯洛夫斯基。“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卓别林的，还记得看完回到家里后，就从爸爸的柜子里找出了一顶帽子和一把雨伞，模仿他的样子。上学之后，因为常常逃课去看电影，给父母添了不少麻烦，还因此比同龄人晚了两年才毕业。对我来说，看电影就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我也渐渐意识到，这同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等我上大学时，波兰各地开始兴起了电影俱乐部。在俱乐部组织的放映中，可以看到一些世界经典影片，看完后，大家还会一起讨论。我每周六周日都去参加。可以说，虽然我没有受过这方面专业的教育，但在认识基斯洛夫斯基之前，对电影已经有了相当深的了解。”
根据基斯洛夫斯基在自传中的描述，这部未能成型的法庭纪录片的拍摄经历后来演变成了黑色喜剧。同样作为当事人的皮耶谢维茨的感触，也大致相同。“这件事说来很搞笑。当时，基斯洛夫斯基好不容易获得许可，可以把摄影机带到我参与的案件的庭审中。问题是，当时的胶片都是配给供应的。虽然他拿到了拍摄许可，却没办法拿到胶片。我就跟他说，拿不到胶片也没关系，反正你带着摄影机过来就行了。最后，当然他什么也没拍成，但我的当事人都获得了轻判。我觉得那些法官们心里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判决并非毫无瑕疵。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也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从人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会很有意思：法官们判决尺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在怕什么？是怕被他们的孩子看到，还是怕将来被翻旧帐？”“对了，这件事后来还被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塔布其（Antonio Tabucchi）写成了小说，收录在作品集《时光匆匆老去》（Time Ages In A Hurry）里。”
创作之道：转向小世界
虽然法庭纪录片流产了，但当基斯洛夫斯基开始构思一部以律师为主人公的剧情片时，又找到了皮耶谢维茨，希望能跟他合写剧本。这即是两人合作的开端。皮耶谢维茨透露，这部电影的名字很有故事。最初，基斯洛夫斯基曾起了一个知识分子味十足的名字，叫“委婉的待续”，但皮耶谢维茨认为肯定过不了审，于是他提议不如叫《无休无止》（No End）。
《无休无止》呈现的是一位已故年轻律师的鬼魂眼中的戒严法实施期的波兰社会。影片公映后，引起了政府、反对派和教会各方的不满。“他们批评的理由各不相同。政府认为它是拍给反对派看的教程；反对派又觉得它不够激进，不足以鼓励人们反抗政府；教会认为它丧失道德。但我认为，如果所有人都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话，那恰恰说明它是好电影，时间也证明的确如此。当年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它说的是‘体系’；今天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它说的其实是‘限制’。”
不过，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皮耶谢维茨那么乐观，他在自传中提到，《无休无止》遭到的各方批评，对他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后，他的作品主题由外部转向了内部。而皮耶谢维茨的想法也与他不谋而合：“在《无休无止》之后，我发现其实执着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应该去拍那些能见微知著的电影，通过个人的生活境遇来讲人的本性。我相信每个人的小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间大观。”正是基于这点，他萌生了创作《十诫》的想法。
“真是个可怕的想法！”——这是基斯洛夫斯基听到皮耶谢维茨谈起《十诫》构思时的第一印象。不过，“很能说”的律师还是说服了惯于怀疑的导演。虽然《十诫》的名字听上去带有宗教色彩，但其实两人从一开始时就打算拍一部跟宗教无关，也跟政治无关，只与人性本身相关的作品。这部由十个单元剧组成的系列剧以生活在同一个小区里的普通居民为主人公，每一个人似乎都面对着无解的人生考题。

《十诫》剧本
《十诫》在国际上的声名大噪证明了他们创作转型的成功，也让他们看清了未来的方向。“对于我们来说，在哪里拍没关系，即使放在中国拍也可以。重要的不是镜头放在哪里，而是你为什么要在那里摆放镜头。而且，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还会故意回避过于带有地方色彩的背景，为的是让故事显得更有普适性。即便身处不同的地方，但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不管是羞辱，还是悲伤。还有就是我们努力避免从单一的角度去讲一个故事，也避免做出价值判断，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观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电影才能在不同的地方赢得那么多忠实的观众。”
不难看出，皮耶谢维茨对于《十诫》的偏爱溢于言表。他还特意跟记者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当年我因为《红》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去美国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恰好坐在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边上。结果奖项揭晓，获奖作品正是他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当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其实我是从你的《十诫》开始学怎么写剧本的。’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塔伦蒂诺说的话，我是想说明《十诫》在世界各地都不乏拥趸。有趣的是，各地的人们最喜欢的故事都不一样，比如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正是《十诫之十》，那个跟邮票有关的关于贪婪的故事。”
合作之道：彼此尊重
《十诫》之后，基斯洛夫斯基获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得以随心所欲地拍片。其后诞生的《两生花》和《蓝白红三部曲》，令他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屡有斩获，也逐步奠定其电影大师的地位。而全程参与所有这些作品剧本创作的皮耶谢维茨，也得以跻身编剧巨匠之林。关于两人的合作能持续十多年的原因，皮耶谢维茨认为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他回答记者的各种提问中，格外能让人感同身受，即便如今基斯洛夫斯基过世已有二十余年。
比如，基斯洛夫斯基曾在自传中写道：“皮耶谢维茨不会写，却很能说”，当记者就此向皮耶谢维茨求证时。他表示：“我不太喜欢讲当初我们的合作模式，因为基斯洛夫斯基已经不在了，我再说什么都是一家之言。但是，不管任何一个项目，必须有一个人去想，一个人去做。”随后，他补充说：“在基斯洛夫斯基导演过世后，我又跟不同的导演合作了七部电影，包括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和丹尼斯·塔诺维奇（Danis Tanovic），当然，跟这些导演的合作模式与跟基斯洛夫斯基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很清楚不可能再和第二位导演有那么深入的合作了。”
又比如，即便是在基斯洛夫斯基过世后，但凡只要与他有些许关联的剧本，即便几乎全由自己完成，皮耶谢维茨还是会列上了老友的名字。“说实话，《疾走天堂》（Heaven）我们一起创作的内容只有18页，最后还是由我来把它扩展为一部完整的剧本。《情狱》（L'enfer‎）更是只有一个大概的主题，主要还是由我编剧；《希望》（Nadzieja）也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把基斯洛夫斯基的名字列在编剧里，第一是因为我最初是跟他一起讨论过的，第二是出于个人对他的怀念。”
另一方面，基斯洛夫斯基对于合作伙伴的尊重同样令皮耶谢维茨念念不忘。他最为赞赏的就是，基斯洛夫斯基会让合作伙伴全程参与电影的创作，“拍摄中每一次剧本的改动都是我们讨论的结果”。而他作为编剧还会在剪辑时发挥作用。“举例来说，你们看过《蓝》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的音乐也是主角之一，它不仅对应画面，还有自己的故事。这就仰赖于团队的无间合作。像我们的团队里，我作为编剧，基斯洛夫斯基作为导演，普莱斯纳作为配乐，伊扎克（Slawomir Idziak）作为摄影师，只有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一起合作。在剪辑的过程中，就连普莱斯纳也会加入进来，给出建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音乐发挥最大的效用。”
此外，基斯洛夫斯基也从不独占荣誉。“一些很重要的场合，像是电影节之类，他不会一个人去，总是拉着我们大家一起参加。他的习惯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做决定，从来不会抛弃我们。”“唯一的小矛盾是有一次我们两个人都因为太疲劳了而对工作产生了厌倦，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应该更努力地工作。”
除了皮耶谢维茨本人反复强调的“尊重”之外，我发现他与身为怀疑论者的基斯洛夫斯基看待问题上的互补性，也是两人得以长久合作的关键。这从皮耶谢维茨讲述的一件逸事就可见一斑：“在法国的时候，我跟基斯洛夫斯基住在一起。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突然跟我说，‘我做的工作其实根本就是在讲废话。我为什么不能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呢？比如做一张木桌，这样就能让全家人坐在这张桌子边上一起吃饭了。’但我觉得，有时候一部好电影也像一张好桌子一样，全家人可以坐在一起观看。”
编剧之道：细节的连贯
在这次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电影研究中心主办的“电影学堂·电影编剧工作坊”中，面对怀抱热忱投身编剧事业的中国年轻人，皮耶谢维茨倾囊相授：不但就电影剧本写作的创意、构思、画面思维和对白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讲解和密集练习；还在观摩多部基斯洛夫斯基、卓别林等著名电影大师作品的基础上，分析并教授电影编剧的方法与技能。
谈及对中国学生的印象，皮耶谢维茨说：“我觉得中国学生的敏感性很强，还有一点让我很惊讶，就是他们描述事情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玄学，现在欧洲的作品中玄学的成分已经越来越少了。我想这点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为中国的影视创作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尤其是当我来到教室的时候，我发现年轻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可是他们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作品，让我觉得反差很大。但我想提醒他们的是，作品中的玄学成分要适度，不能过分。目前来看，这点他们应该可以做到。”
至于皮耶谢维茨口中的“玄学”该如何理念呢？“就是跟爱因斯坦所说的玄学一样，他曾说过，‘如果有人无法接受神秘主义的话，那他就应该放弃从事科学。’我想再补充一句：‘如果有人无法接受神秘主义的话，他也应该放弃搞艺术。’玄学，就是神秘主义。而我的定义是，玄学就是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锁着能打开这个抽屉的钥匙。在我看来，一个艺术家要么陷于神秘主义，要么陷于一种绝望。我自己来说，其实还是更倾向于后者。”
他也给还在编剧之路上彷徨的年轻人提了几点忠告：“先要想清楚是否真的想当编剧。我在投身编剧领域的时候，运气太好了，关键的一点是，当时我可以写剧本，但并不是必须要写。当你在生活中可以做但又不是必须要做一些事的时候，感觉会很游刃有余。第二，我建议你们在动笔前，还是要多体验生活。第三，是要自问是否有足够的洞察力，是否可以向观众展示一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熟视无睹的事情。第四，就是自问是否有能力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去讲述你们观察到的事情。”
此外，皮耶谢维茨也分享了在越来越产业化的电影行业中，如何确保自己的编剧作品能更完整地被呈现给观众的秘诀：“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尽量多地注入连贯的细节，如果你把中间任何一段去掉，就会影响到整个故事的逻辑性。这样可以稍微保证由我领着这个导演去拍摄我想看到的电影。这个办法直到现在还是挺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