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眼中的近代中国 -

中国的邻邦之中，恐怕没有哪一个像日本一样对中国密切关注，远自唐宋，直至近现代，这种观察一直保持着细致入微的特点。

这种细致入微在近代的极致之作要数1892年在日本出版的《清国通商总览》，可称得上是关于当时中国的“百科全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经济、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甚至连妇女首饰、工匠器具都分别绘图介绍。相比这种全方位的“窥探”，日本文人的观察则更近于正常的游人视角。之所以说“近于”，是因为他们是带着文化放大镜的游人，也是行走的思考者。在近代来华的日本作家当中，芥川龙之介应该算是极富才情的一位，而他的《中国游记》也丝毫不负其“鬼才”盛名。

芥川龙之介的用心机巧首先可由书中变换自如的文体窥见一斑，其中有一般游记采用的记叙，有深刻入里的评论，有借用书信体（如《灵隐寺》一节）做“速写”，甚至有虚拟人物对话的谈话体。他似乎总有种“不安分”，力求用最富于变化的语言来呈现所见所想，但又不留刻意为之的痕迹。他“状况频出”的“笔记本”上所记，或为只言片语，随感而发，或是匆匆写就，有所“遗漏”，其实，这些随意却带着他意味深长地考量。

芥川龙之介通习英语、德语，还十分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中国典故和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是信手拈来，文言写作（见《苏州之水》《北京日记抄》等章）也颇见功力，我们常可读到他提及中国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中关于所游之处的描写。可以说，他乘汉文化之舟神游中国已久，因此，当他亲历当时“落后”的中国时，那种期望破灭的感受可想而知。

芥川的访华之行虽然只有数月，却也如珠链一般串起了近代中国的名人，如章炳麟、辜鸿铭、胡适、李人杰（李汉俊）等，让我们得以从“人物志”读出“时代志”的影子。

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自杀早逝，此时距《中国游记》系列完成发表只有两年。我们无法臆测中国之行对他的思想是否有直接的重要影响，毕竟他是23岁便写出《罗生门》的思想者。但也庆幸他用如椽之笔留下了时代的珍贵掠影，让我们得以跟随他的视角看一看当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