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重量级作家黄锦树代表作《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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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马来西亚］黄锦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雨无边无际 召唤南洋胶林深处的情感与记忆
　　时报文学奖 联合报文学奖得主
　　遗忘之河中只身溯洄 步履不停的觅渡者 黄锦树
　　2017 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金鼎奖文学图书奖获奖作品
　　离开故土下南洋的一个小家庭，栖身并扎根于马来半岛胶林间，四周环伺着凶猛的野兽、怀有异心的外人及徘徊不散的亡灵。伴随着家庭成员突如其来的失踪、离奇的死亡，缓慢而抑郁的步调积累到了某一天，迸发出爆裂性的奇诡突变，暴雨带来的洪水有时通向彼岸，从死神的指掌间他们脱离了现世，旋即变为异物投向下个轮回，不断循环往复。


2017 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金鼎奖文学图书奖获奖作品《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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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是台湾重要文学奖：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得主，马来西亚华文重量级作家黄锦树，首次以原貌引进大陆的短篇小说集，同时也是2017 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及金鼎奖文学图书奖的得奖作品。
　　不管在创作领域还是研究领域，黄锦树在当代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代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梁文道曾说：“马来西亚的作家的一种特质，这个特质就在语言文字的经营上格外用心。坦白讲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所谓的中州正韵的原生地，同代的许多的小说家都不一定有他们那么地圆熟，那么地精巧。”
　　黄锦树以创作、立论对抗历史的遗忘，寻觅马华文学的出路。他的创作参照在故乡的生活经验，承接以往几近于失传的“异史”，经营一个幻魅的历史叙事学，以文学的方式使人重新省视过去，扣问未来该何去何从。
　　本书笔调魔幻，刻划细致，在一个篇章里死掉的人物，下一个故事中又复活了；看上去是同一个角色，却在不同故事里有不一样的性格。读着让人迷失在潮湿溽热的南洋雨林深处中，同那个小家庭一起畏怖惊惧，一起轮回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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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林小镇总是他构思的始原场景。潮湿凝腻的氛围，简陋质朴的市井人物，阴鸷凄迷，而且时泛凶机。黄锦树是忧郁的，但他“非写不可”。就像沈从文诉说他的湘西故事……但黄锦树不是沈从文。沈从文面对天地不仁，却能经营一种抒情视野……黄锦树的作品有杀气。不论讽刺白描或乡愁小品，你都感觉字里行间溅着血光。……这倒令我们想起了鲁迅的风格。“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作是拼命的事业，闲人最好莫近。我们的文坛假情假意惯了，突然来了个拼命三郎，当然求之不得。——文学评论者 王德威
　　自卡夫卡以来的现代小说，从精神到样貌，总是跋涉。现在读了锦树的小说，竟是迅速之诗。可说来辛酸，能够迅速，正是因为马华文学的文化资产欠缺，甚或没有。……他本属学界，那几本核量级的文论（我读了不止一次《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即使没读过，方圆内也感受得到辐射能。才华有余，他写着小说，故而比他的任何一位马华同行都洞察着这个没有，并戮力善用之，那成为他的“变形记”体。——台湾作家 朱天文
　　非常厉害，非常美的一组短篇小说。……这本小说集里对读者熟悉的雨林，文字上更精致，画面的显影解析更历历如绘，故事里的人物因为不是为一个之后要发动的魔术或叙事的妖怪吞噬而存在，故而更在故事里五官清晰，置身的场景愈栩栩如生。——台湾作家 骆以军
　　安德森书写俄亥俄州小镇故事的《酒镇春秋》（Winesburg， Ohio，又译作《俄亥俄，温斯堡》）收入二十四篇叙事，一篇序曲。……黄锦树的《雨》正是一部“雨镇春秋”，书写一座南方的华人小镇、园坵或胶林边缘的畸人故事与艰难人生。——文学评论者 张锦忠
　　获奖记录
　　☆  2017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类首奖
　　☆  2017年第41届金鼎奖文学图书奖
　　☆  收录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得奖作品《归来》
　　著者简介
　　黄锦树，马来西亚华裔，1967 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于1986 年赴台求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毕业。1996 年迄今于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
　　著有小说集《鱼》《犹见扶余》《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土与火》《刻背》《乌暗暝》，散文集《火笑了》《焚烧》，论文集《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谎言或真理的技艺》《文与魂与体》等。
　　《雨》大陆版跋：南方以南
　　我的小说在大陆出版简体版并不是头一回。由王德威、王万华两位教授主编，二〇〇七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新生代作家文库”的《死在南方》，共收长短不一二十一篇小说。但另有六篇是“存目”，只有标题没有正文，那是审批时被要求抽换掉，而我坚持至少在目次里保留的标题，至少留个痕迹。换言之，那二十一篇中，有六篇其实是后来补上的，用以替换那六篇被抽掉的。至于那二十一篇的内文是否和繁体版一样，我就不知道了，因我没工夫去逐一核对。尔后偶尔见到有人引用，心里都有几分怅然。
　　那是北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本营。
　　当年我们的父祖辈离开的地方，即是北方的南方。
　　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分类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往往被归属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位置，当然也是个价值位序。一般而言，除了极少数的专业读者（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很难想象大陆读者会对马华文学感兴趣，尤其是纯粹文学上的兴趣。再者，除了极少数例外，“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不太可能唤起大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不纯然是詹明信八〇年代企图藉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为“第三世界文学”（包括鲁迅）辩护时谈到的“似曾相识”（在西方早已展现过的形式、形态、手法、写过的题材，不友善的读者会认为那是一种无谓的模仿） ——也即是学界常论及的现代性时间上的迟到问题——马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问题，位阶甚至还要更低一些，前者经常是连文学的基本功都成问题的。有些论者认为那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南方的贫困”），但实情可能更微妙些。
　　身处中文文学“世界体系”的边缘，自二〇年代诞生之始，马华文学即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三〇年代左翼文学（及论述）的支配，甚至一直延续到七〇年代。“反映现实”的教条局限了文学想象、文学视野，以致作品普遍欠缺文学的感觉，文字也嫌过于粗糙。持那些信仰者普遍认为，低技术要求的写作便足以“反映现实”，浅率的文字更宜民便俗。艺术的要求似乎被认为毫无必要，其实也做不到。那样的作品当然吸引不了任何大马境外的读者，对国内有鉴赏力的文学爱好者也毫无吸引力。然而，五、六〇年代后崛起的新的世代，多深受港台文学影响（极少数有能力直接经由英、法文汲取资源），甚至经由留学台湾，逐渐形成了一支寄生于台湾文学内部的马华文学，自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潘、商后来返马）、张贵兴、钟怡雯、陈大为等。我自己也是这系统的一分子。
　　然而对某些人而言，这长期在外部的离乡写作，未免不够“本土”，有“台湾腔”。甚至因其中某些成员已落户台湾，而主张应将他们驱逐于马华文学之外，这暗示了在中国的学术分类里，马华文学的位置何以居于台港之外（以“暨”做隔离），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国籍——新加坡文学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因一九六五年的建国而突然有的名分。那其实是二十世纪华人的全新体验，尔后也将是界定华人身份的元素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国之肇建，让华人——华文 （语） ——中华文化前所未有地结为一体，且以后二者来界定前者，那也是华文文学成立的契机之一。华语 （文），中华文化（“选择的传统”），华人，华文文学，都是“现代发明”。为解决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降低新兴民族国家的疑虑，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入籍印尼（印尼、马来西亚均采出生地主义），或回中国。民国以来，以血缘来界定孩子国籍身份的做法受到了挑战，承认双重国籍对那些民族国家更是一大困扰。中国表态后，不得不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就必须面对民族国家这全新的处境。
　　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近代华人移民的衍生物。对应的背景是诸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国自身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南洋群岛在二战后纷纷自欧洲帝国的殖民地独立建国。直接的效果是，国籍这全新的事物必须面对，华人的中国侨民身份也随之改变，被迫在中国和居留地之间做选择。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被迫切分是一种全新的处境和体验，但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化策略总是带着同化的暴力，相当部分的华文文学因此负载着生存挣扎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也不是所有同乡能理解。教育背景或价值立场的差异，让华人必然分化为好几大类，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易取得共识。
　　留台或“登陆”（以大陆为作品最主要的出版地）的马华作家，如果预设的读者主要是“中国读者”，有的就会自觉地减少和自身背景有关的掌故、地方特色的语词和题材；更不以自身的历史处境为反思对象，以免让读者感到不协调，甚至格格不入。我曾把那异乡人的标志称为“背景负担”。但那削除了地域特色的“普遍性”，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然而，即便是第一线的大陆 /台湾学者和作家，南下马来半岛参与重要的文学奖评审时，也多未能发掘出真正具地方特色的作品（虽然那样的作品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更别说是以论述支持它。他们偏好熟悉的路径——样态、语言、和文学的感觉。
　　从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文学背景来看，相较之下，英语文学已经走得很远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之一，拜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殖民教育之赐，拥有横跨五大洲的殖民地，那多样的地域差异自然地被带入英语文学，不必抹平异质而能被“中心”接受。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文学亦然，也都诞生了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与作品。华文文学在这方面，还像个初生儿，“中心”对它的存在也还陌生。
　　在近代中国危机与屈辱的历史里孕生的白话文运动，让二十世纪初的晚期移民及其后裔终于能用接近口语的华文来表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思绪。迥异于三四百年来被视为“天朝弃民”的那些沉默的祖先。那其中的“成功人士”了不起也只留下宗祠、房子、名字、坟墓、后裔，和大量的空白。文言文和旧诗太难，太简洁，太程序化，门槛太高；而白话文，来得太晚。对应的是，中华帝国愚昧的海禁数百年，坐视南洋遍布欧洲帝国的枪炮、话语和帆影。
　　在那季风吹拂的南洋，比海南岛上“天涯海角”更其远的南方，数百年来，没有文学作品，日子也一样过。可见对那些先辈而言，文学并不影响生存，也没那么重要。换言之，在我们的南方，没有文学并不奇怪；有，才奇怪。
　　我们的文学其实是“没有”的孩子。
　　那样荒凉的背景，怎不让我们的写作成了历史的孤儿 ？
　　另一方面，即便好像是处于台湾文学内部，其实也是在边缘域上——几乎是外部——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无关紧要的存在。
　　自一九八六年九月赴台留学以来，我在台湾居留也满三十年了，早已超过我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时间。这里的好处是自由，写什么没人管。书出版了，印两千本，二十年卖不完，一样有出版社愿意出。对我来说，那也就够了。在马来西亚出版更加困难，也一样没什么读者。日据时代被日本人称作南国的台湾，对来自马来半岛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北方了；虽属亚热带，却已有较分明的四季，
　　虽然冬日也只有高山偶尔降雪。亚热带的雨和热带的雨倒是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季风带之下。
　　多年前离乡后开始写作，小说中即经常下着雨，胶林；常有归人，回不了家的人。参照的还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间的胶林生活经验。《雨》诸篇，是多年以后重返那背景的一个变奏尝试。来自中国的旅人常说我们故乡的小镇肖似于中国南方的小镇。那南方，也就是我们祖先来自的地方。
　　《雨》繁体字版出版于二〇一六年，是本小书，原是献给宝瓶出版社（及其社长朱亚君）的小礼物，感谢她多年来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华文学。宝瓶的马华文学出版应已居台湾出版社之冠。
　                                                                        　2017/4/24中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