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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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联合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很奇怪。在美国提到它（尤其是在华盛顿提到它），你可能会听到"丑闻""浪费"和"失败"这些词；在大众的印象中，联合国是一个昂贵的国际赘生物，它滋生惰性，许多人在里面尸位素餐、随波逐流；它阻碍了美国高效地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些圈子里，联合国至多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现在"出问题了"。

但是，其他的地方的人们可能会告诉你联合国覆盖的范围之广有多么惊人：联合国通过自己在人口、环境、农业、发展、教育、医疗、对难民的医疗护理以及很多其他领域的各种机构所处理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挑战是大多数西方人所无法想象的。再就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有蓝盔士兵、边境观察员、警察培训员、选举监督员、武器核查人员以及其他人员，这支国际调停和维和部队跟整个驻伊美军比少不了多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联合国不存在的话，世界将肯定会糟糕很多。

联合国的创始人（尤其是其中的许多美国人）如果知道今天的联合国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可能会感到很惊讶。1945年人们对联合国充满热情，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理由和目的似乎不言自明。民族国家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其规模之大倒是让人们有理由感到乐观：各国政府和人民当然会很明白不能让这样的灾难重演。联合国及其章程和各机构将成为人们选择的预防手段。国际联盟的不足将得到解决，强大的主权国家将通过联合国开展工作，而非反对或绕过联合国。

成立60年后的联合国肯定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二战"结束后，给世界造成巨大创伤的纳粹主义尚存世的领导人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其罪名有"策划、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以及其他罪名。联合国的创始人强调主权国家不受外国干涉的权利，包括不受联合国本身的干涉，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联合国才可以干涉。《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这样写道："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但联合国也希望自己能够远比国际联盟更积极主动地去防止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和政府伤害其境内的公民和其他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在尊重人权以及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对待上确立了很高的预期，如果不尊重人权或者伤害少数民族则可能引发合法的国际干预。这样一种主权和国际主义之间明显的矛盾因为成员国的增多而不断加剧，加入联合国的很多国家当然会伤害本国人民；另外，失败国家的数量也增多了，在这些失败国家中，主权性质本身就变得不清晰。

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地、索马里、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今天在伊拉克和苏丹，联合国在现实中应该与谁打交道？是当地的犯罪头目还是本身就要对危机负责的政权？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公司和其他经济主体随之崛起，这些非国家行动者的财富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家；当对民众最严重的伤害常常由这些非国家行动者造成时，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的核心职能就已经失效了，目前尚不清楚应该由谁来行使这些职能以及如何行使。毕竟，作为一个观念、一个机构的联合国（顾名思义：国家的联合）本身就是根植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它在这样的时代应当起怎样的作用？

你可能认为，在有关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作用的辩论中，联合国（如任何巨大的官僚机构一样）面临的并始终面临的问题-如何有效运转，以及如何消除任人唯亲和贪腐-不会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毕竟前面提到的困境要紧迫得多。但是如果你那样认为你就错了。自从麦卡锡谴责联合国帮助共产主义扩大影响力以来，美国许多评论员诋毁起联合国来都非常积极。目前在这一长串攻击中又有了最新、最恶毒的攻击，这名攻击者是一个自称"新闻记者"的名叫埃里克·肖恩（Eric Shawn）的人。

跟联合国的许多无情的批评者一样，肖恩也表示自己希望联合国能好，他在他的名为《联合国真相：联合国如何破坏美国的安全又如何令世界失望》的书里写道："一个崇高的理想现在变成了傲慢的堡垒，而且常常无所作为，我和无数人感到了巨大的幻灭。"但是，这样一些为起缓和作用的谎言很快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联合国一系列罪行的"调查"，读来令人目瞪口呆。联合国"哪里都看得到极度的无能"，"联合国大使和工作人员享受曼哈顿豪华且免税的生活，另外还有其他额外待遇"，另外书中对有关"维和人员强奸多名12岁女孩"的报道的关注非常之淫亵-这篇报道被概括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如何一而再地将孩子变成他们的性猎物"这一句话印在了书皮上。肖恩在书里每提到科菲·安南都会用极为轻蔑的口吻称他为"联合国世界的罪魁"。

在这长篇大论（其口吻和偏见是对肖恩先生的雇主福克斯新闻忠实的再现）的背后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肖恩和他的同伴鄙视联合国是因为联合国对美国的目标，尤其是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一目标构成了阻碍。居然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胆敢对美国开战的决心表示异议，肖恩先生对此感到很愤怒。美国为强迫国际社会追随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可法国这个安理会成员国居然投了否决票，他对此怒不可遏：法国和其他国家拒绝增派10万军队以"帮助伊拉克完全实现稳定"，这是"对伊拉克人民一再的出卖"，"它特别好地说明了联合国在道德和政治上无足轻重"。

当然，不仅仅是法国。根据肖恩的描述，整个联合国都在拿着美国的资金去支持美国的敌人，伤害美国的利益。联合国的高级工作人员都是本能地反美。肖恩将联合国副秘书长、英国人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MallochBrown）的情况作为证据进行论证，这能够很好地说明肖恩的方法。1983年马洛赫·布朗作为社会民主党（SDP）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没有成功。20年后的2003年，英国自由民主党（现已解散的社会民主党的后继者）投票反对布莱尔出兵伊拉克的决定。论证完毕。况且联合国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像马洛赫·布朗这样过去有类似污点的人：

不能仅仅因为民主选举终于在伊拉克举行而原谅联合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俯瞰纽约市东河的矩形建筑（指联合国总部大楼）里的人应该给美国人民一个答案。

肖恩的这本小书看似体面：出版社是企鹅图书的子公司，书的封面上还有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Giuliani）的推荐语。肖恩自豪地在书里提到自己认识如查尔斯·希尔（CharlesHill）这样的人。查尔斯·希尔之前是美国国务院派驻到耶鲁大学的高级外交官员，现已退休，肖恩书里的一些刻薄的俏皮话就是来自他。但是，《联合国真相》一书其实就是把人身攻击和沙文主义仇恨装扮成新闻报道的样子。如果埃里克·肖恩真的想认真研究联合国的问题，他来纽黑文时应当去找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聊聊。

肯尼迪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TheParliamentofMan:ThePast,Present,andFutureoftheUnitedNations）中对联合国的历史、任务和困境做了全面且容易理解的介绍。在这本很有吸引力的严肃著作中，肯尼迪教授细致列举了联合国的种种困境，但是他没有因此忘记一个更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被他在结尾总结为这样几句话："……联合国已经给我们这一代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我们当以我们的决心和慷慨进一步对其做出贡献，让它将继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读肯尼迪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便是联合国的高层人员非常之尽忠职守。詹姆斯·特劳布（JamesTraub）在他的《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TheBestIntentions:KofiAnnanandtheUNintheEraofAmericanWorldPower）一书中对科菲·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最后几年讲述得很精彩，读他的书也会有这种印象。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和外交人员的素质有所下降，私营部门的薪水和机会让许多年轻男女不再选择在政府部门任职。然而，联合国却依旧有一群极为杰出和敬业的公务员为它工作。联合国早年便是如此，当时领导联合国的是诸如达格·哈马舍尔德和拉尔夫·邦奇（RalphBunche）这样的政治家，另外它还吸引了像布赖恩·厄克特（BrianUrquhart，第一个进入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英国军官）和勒内·卡森（RenéCassin，起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法国法学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今天的联合国依然如此。被任命为各届秘书长的国际官员才干不一［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Boutros-Ghali）二位都没有取得多么光辉的成绩。但是，对于以下诸位：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 rBrahimi，自2001年10月至2005年1月担任联合国驻阿富汗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自1997年以来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1997年至2002年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她是玛丽·罗宾逊的继任者，还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已故的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de Mello）和让-马里·盖埃诺（Jean-Marie Guéhenno，自2000年10月起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以及自哈马舍尔德以来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秘书长科菲·安南，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能有这些人为自己工作都会感到极为自豪和幸运。

联合国取得了什么成就呢？首先，它存活了下来。建立一个解决各种冲突和问题的国际机构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它的源头来自康德在18世纪提出的"永久和平"梦想。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864年）分别在1899年和1907年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因国际红十字会和两次海牙国际会议而形成的《日内瓦公约》再加上国际联盟本身都是这个想法早期和部分的实现，可是它们在这个民族国家互相交战的世界中缺乏合法性，尤其是缺乏强制执行权力。与它们相比，"冷战"几十年来大国之间形成的对峙之势以及去殖民化时代的到来令联合国很受益，它成为讨论国际问题的天然场所和论坛；另外，从一开始直到最近联合国都有幸得到美国的支持。

另外，许多没有其他任何人想承担的国际责任慢慢地堆在联合国身上，联合国因此受益（如果可以用受益这个词的话）。从1960年的刚果，到20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柬埔寨、卢旺达、波斯尼亚，再到今天的东帝汶、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刚果（再一次）。用肯尼迪的话说就是，它们都是"半夜扔在联合国门口的弃儿"。许多任务失败了，所有这些任务都花费巨大，但它们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这些任务还只是联合国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显的。因为实际上联合国有许多部分组成，它的政治和军事分支（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维和行动）仅仅是其中最有名的。仅举几个联合国的其他分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的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成立于194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成立于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于1948），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成立于1949），联合国难民署（UNHCR，成立于195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成立于1963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成立于1993年）。这种跨国组织不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政府间计划，也不包括诸多为解决某些特定危机而建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斡旋团（UNGOMAP，该机构成功地监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联合国于1999年在塞拉利昂执行的任务），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UNMIK，联合国于1999年在科索沃执行的任务）以及许多此前和此后建立的机构。这些组织所做的事情多数是日常工作。联合国执行的一些比较"软"的任务-如解决健康和环境问题，帮助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教育农民，培训教师，提供小额贷款，监督对权利的侵犯等，许多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一些时候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工作；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联合国的督促下或在联合国发起倡议之后，这些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各国政府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如欧盟或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组织手中，如果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代表不去做，很多事情便做不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儿童权利公约》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组织的确需要钱，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就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说，它的预算比许多国际企业都要少。当所有人都承认联合国的合法性时，它能发挥最大作用。当联合国对选举或休战进行监视或监督时，它往往是唯一的来自外部的对话者，它的良好愿望和正当权力能够得到处于斗争之中各方的承认。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比如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屠杀），灾难会随之而来，因为联合国部队既不能使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也不能进行干预以保护他人。因此，联合国不偏不倚和真诚的信誉是它最重要的长期资产，如果失去这样的信誉，联合国就会变成一个或多个强国的又一个工具，所有人都会因此而憎恨它。2003年安理会拒绝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授权，正因为此，联合国才没有彻底失去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信任。

联合国在满足人们期望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联合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花钱，而这些钱只能从成员国那里获得。我们不要忘记，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所执行的只能是成员国的意愿。联合国没有自己的军队或警察部队，此前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加拿大（所谓"保持关切的北方国家"）连同其他几个国家（如波兰、意大利、巴西、荷兰和印度）曾经为联合国配备受过训练也有装备的部队。今天，因为非洲或亚洲较穷的国家急切地需要联合国的钱，因而联合国的维和队伍更可能是从这些国家来的军人组成；可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军人都没有经验，也不守纪律，他们在参与维和的地方的名声不好。另外，当每次遇到新的危机时，联合国还需要组建新的队伍。

很显然，如果联合国要履行"保护"这个新出现的责任-这本不属于它最初的职权范围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它就需要有自己的军队（包括布赖恩·厄克特在内的一些人便是如此建议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安理会同意对某个军事任务授权，联合国秘书长也需要开始一轮无休止的谈判以设法要到资金、军人、警察、护士、武器、卡车和物资。如果没有这样的额外援助，联合国就会很无助：1993年，联合国光维和费用一项就超出了它全年预算的两倍以上。因此，由某一个国家（法国在科特迪瓦或乍得，英国在塞拉利昂）或某个非全球性联盟来发动干预（比如北约在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袭击）依然比联合国的解决方案更快、更有效。

联合国的执行委员会安理会本身就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大多数成员国轮流担任安理会的理事国，但自1945年以来，五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变过。人们会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是苏联）的特殊地位表达不满，但也还没有真正去质疑过。但是现在许多国家对英国和法国继续保有特权表示愤怒。为什么德国不能成为常任理事国？或者在常任理事国中加一个资格，由欧洲国家轮流担任？难道常任理事国里不应该有至少一名新成员国吗？比方说巴西、印度或者尼日利亚，如此一来1945年至今世界的变化可以得到反映。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这也是世界普遍的立场，法国人因而为自己赢得了喘息机会，但这些不满不会就此消失。

由于很难对安理会的改革达成一致（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否决权，而增加更多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会将事情变得更糟），因而某些问题会一直持续。只要俄罗斯选择保护像苏丹这种国家的"主权"（因为他们要和这些国家做生意），联合国将无法对达尔富尔进行干预，防止种族屠杀的发生。只要美国否决安理会做出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联合国便无法在中东有任何作为。即使安理会的表决达成一致（去年8月安理会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只要其中某个强国（在此次事件中是美国）拒绝迫使其附庸国服从安理会的决议，便足以使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受挫。

许多评论家会回应说：因为没有国际社会所以才会这样。詹姆斯·特劳布对联合国基本上抱有同情之心，在《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一书中，他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也就是联合国的议会）二者在组织上均处于"瘫痪状态"。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到纽约发表宣言和表演，但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目的的"共同体"；不过即使他们形成了这个"共同体"，联合国也无法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去做什么。因此，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一片。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联合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它当然需要获得自己的情报搜集能力，这样它可以对危机进行更好的预测和分析，它需要更高效地制定和执行决策，它需要精简那些功能重叠的委员会和项目，它还需要合理化改革自己的法规、立法、会议和支出，另外它需要比以前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之处和腐败。安南本人也承认，联合国的管理"是一个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

但是，改革联合国则意味着改革成员国的行为。从美国到撒哈拉以南的最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也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很少有国家会愿意为国际社会更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分配各种委员会的席位时，联合国一直以来都强调"地域分配"（而非国家实力）这种平等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有它的优点：它可以让小的、边缘的国家不被强国或强国联盟强迫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原则也产生了不好的结果：苏丹曾经是人权委员会的成员，拥有表决权；另外，臭名昭著的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呼吁限制新闻自由。科菲·安南本人最近警告说，现在这个新人权理事会（其中的现成员包括阿塞拜疆、古巴和沙特阿拉伯）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对人权的侵犯行为而对"其他国家的严重侵犯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它将迅速失去人们的信任。但目前这些障碍都依然存在。

可悲的是，最大的障碍是美国这个联合国最强大的成员国和主要操纵者。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不招人喜欢的个性在过去一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博尔顿严重阻碍了联合国在许多层面的顺利运作（美国总统布什不情愿地放弃了对博尔顿的临时任命进行延长的努力，所以博尔顿将不能再继续阻碍联合国的运作）。如詹姆斯·特劳布所描述的，博尔顿及其下属要求对联合国的管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然而过去两年中，他们却接连破坏了其他人针对体制和程序改革做出的真诚努力，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为实现改革所需要做出的妥协。

博尔顿与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了事实上的联盟，这些国家出于各自的理由都希望联合国继续处于无能的状态，不要干涉它们国内的事务。由于在最近举行的围绕人权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谈判中美国拒绝让步，在设立一些以缔造和平为目的的委员会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裁军机制上面它也拒绝让步，有些国家（尤其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也毫无顾忌地拒绝了如核不扩散这样更严格的规则。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这种表现，它们将不得不做出让步。一些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希望可以用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来换得更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或一套可行的集体行动规则，然而在联合国里这些国家一直是少数派。

博尔顿不仅仅反对联合国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也不放过任何嘲笑联合国的机会，他曾多次称联合国"无能"以及"无足轻重"。他的这种做法让美国在联合国中与一些奇怪的国家为伍。2006年12月，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谴责以色列在拜特汉诺（Beit Hanoun）杀害19名巴勒斯坦平民，这项动议遭到了美国的否决。后来联合国大会（那里没有否决权）只通过了一个对死难者表示"遗憾"的文本，可是美国对此甚至也表示反对，同样表示反对的国家有以色列、帕劳和马绍尔群岛这样一些美国一直以来的盟友；另外那一次表示反对的还有澳大利亚。今年早些时候，有关对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的提案终于提交到了联合国大会上，188个国家投票同意执行该提案，有4个国家投票反对，这4个国家是：以色列、马绍尔群岛、美国和白俄罗斯。博尔顿的个人风格可能很与众不同，但他投的票都是他的那些在华盛顿的上司的意思。有一段时间里下面的看法传得很广：博尔顿对联合国的极端反感其实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的意见，赖斯让博尔顿在联合国里做代表是不希望他在华盛顿兴风作浪。但是，即使情况真的如此，那也只能表明美国国务卿和她的同事们对联合国的尊重比之前人们想的还要少。很多人把美国政府对博尔顿的任命看作是故意对联合国表示轻视的行为。

事实上，博尔顿并非问题所在，他只是问题的"症状"。他"先发制人、好斗好战"，他称联合国为"模糊地带"，他习惯性地把各种条约叫作"政治义务"而非法律……这些似乎不过只是一个雇来的打手说的一些挑衅的话，但事实上，他的种种行为和言论可以反映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总统一般都能理解美国只要花些不多的钱，做些不大的妥协便可以从联合国获得非常多的利处，比如政治上的支持、国际社会的默许以及合法身份的掩护。现在我们反对任何一点点让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冷战"时期在联合国把鞋子脱下来猛敲桌子的是赫鲁晓夫先生，对联合国的每一个倡议加以限制并且激烈地抵制对其"主权"做任何约束的是苏联政府。现在美国扮演起这个角色来了，从苏联的情况来看，这不是力量，而是软弱的象征。

任性的美国一方面期待联合国可以跟在自己后面收拾局面，并且总能在国际上创造奇迹，另一方面又坚决不让联合国有条件去做事，而且还下决心在每个重要关节破坏它的信誉。这样的美国是联合国难以逾越的障碍，联合国现在那些让美国评论家感到痛惜的不足也主要是美国的任性而为造成的。联合国不久以前那些肮脏的丑闻（尤其是"石油换食品"骗局）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所造成的伤害比近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公司丑闻造成的伤害要少得多（产生非法所得也要更少）；更不要说伴随着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而来的腐败和盗窃（具体金额尚未计算）。至于说到更大的丑闻-联合国处理波斯尼亚灾难表现出来的笨拙，在卢旺达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它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无所作为，几个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沉默（或更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

所以联合国注定会重蹈饱受非议的国际联盟的覆辙吗？大概不会。但对于一直不愿接受过去100多年历史教训的美国来说，国际联盟的命运是一个提醒。毕竟，美国在20世纪发展得不错，美国人思维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会假设过去奏效的将来会继续奏效。与美国相反，我们的欧洲盟友（他们在20世纪经历的灾难给他们带来创伤）都倾向于认为对于生存来说，合作才是必要的，而非战斗，他们甚至愿意为此牺牲掉一些形式上的自主权。英国军队在1917的巴雪戴尔战役（BattleofPasschendaele）这一场战斗中的伤亡就超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的总和。1940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短短6周的战斗中伤亡的人数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波兰、德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的士兵和平民人数比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中失去的士兵和平民总人数还要多（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总人数分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的10倍以上）。这样不同的经历会让各个国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

因此，今天只有美国外交官会说："现在这个世界很混乱，得有人来把它清理干净。"（赖斯女士语）［17］他们甚至也是这么认为的。国际上的共识与此正相反，许多国家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很混乱"（也因为之前有过与那些赋予自己"清理者"责任的国家相处的可怕经验），我们才应该越多地利用保护措施，少用那些试图"清理"世界的新举措，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曾经也是如乔治·凯南、艾奇逊和查尔斯·波伦那一代美国外交精英的观点，比较起今天主宰外交政策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内外的现实以及视角有更好的了解。

凯南和他同代人理解的东西在他们的继任者那里无处可寻。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大部分时间里能看到遵守国际法律和公约所带来的好处。那些蔑视或违反规则的国家可能会有短暂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但这些国家会遭受长期的损失：被孤立或成为美国这样尽管其存在无可避免，但是既不被喜欢也不被信任，因而其影响力也只能不断减少-无论是在它们假装忽视的国际机构之内或之外，它们除了用武力来说服批评者以外什么也没有。

如果美国迷途知返（用科菲·安南在密苏里州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告别演讲中说的话就是：如果美国要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那么它需要认识到，"虽然联合国有许多缺陷，虽然我们可以把许多失败归咎于它，联合国仍然是人类用会议桌代替战场的最好的可以由我们一起去实现的希望"（艾森豪威尔语）。欧洲人在30年里折磨和杀害了几千万欧洲人，在此之后这种认识才在欧洲扎根，而他们若仅仅只是折磨和杀害殖民地的"土著"，他们的态度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3000多名死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受到了美国公众的关注，但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伊拉克人则几乎没有人关心。为挽救颜面，美国政府最新的陈词滥调是这样的：正在伊拉克发生的灾难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已经尽力了，但他们让我们失望了。在这场"反恐战争"中，美国将继续把嫌疑人"提交"到各地的审讯中心并对他们进行折磨（此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完全的批准），我们也不太可能改变自己脑海中对国际法庭的价值或国际法优先性的看法。

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似乎连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遭到的惨败都不会改变许多美国人对国际合作所能带来的好处的认识。可是另外的事情可能会改变美国人的心思。无论美国人对外面的世界有多么无知，也无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多少偏见，美国的公民和政治家都无法避免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共享"21世纪的国际经验。对于这篇文章的很多读者来说，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里，你们将会看到环境灾难更快地在这个世界发生。

要为这样的未来负最大责任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是两个安理会成员也并非偶然，它们对集体行动一般都不会很配合；对于接替科菲·安南做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他们没有选某个一直敦促要实施一些会引起麻烦的计划的人，也没有选某个因发言失当而为人所知的人，而是选择了韩国的潘基文，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他在继任之初所发表的声明就不是很让人放心-尤其是在处决萨达姆是否合适的问题上他的发言含糊其词。然而，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将要面对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干旱、饥荒、洪水、资源战争、人口流动、经济危机和区域流行病等问题，这些灾害和挑战的规模将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全球化的原因，单个国家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实际权力限制损害的程度或弥补损失。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WithoutBorders）充其量也就是临时性地解决一些问题。在这个即将告别布什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口号："与他人一起行动。"但这是完全不够的：仅仅只是自愿者或恭顺者之间的联合会很无力。形势会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知道必须做什么的人的权威，并且接受他们的指导。总之，我们必须"通过"他人展开行动：与他们协作、合作，不去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或政治疆界-反正这些东西将来也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保罗·肯尼迪写道，由于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存在，我们已经"确立了当国家解体或崩溃时国际的预警、评估、应对和协调机制。"当不是某几个国家而是整个社会面临崩溃或出现故障时，我们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机制；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甚至连美国人都不能再有"只要在其他地方把问题解决掉便不用在美国本土解决问题"这种让人感到舒心的选择。

在危机面前觉醒的我们运用集体能力来应对危机，这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联合国便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如果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联合国，今天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但我们确实已经有了它，往后许多年里，我们可能继承不了联合国创始者们的乐观精神，但只要我们能继承他们的决策就已经很幸运了。好消息是，从长远看，现实的发展将证明联合国的价值，而且它也将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需要等到联合国总部因为纽约市水位的必然上升被迫从曼哈顿东畔搬离的时候（埃里克·肖恩和他的朋友们将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如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坏消息当然是，我们终有一死。

这篇文章是为埃里克·肖恩的《联合国真相：联合国如何破坏美国的安全又如何令世界失望》、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詹姆斯·特劳布的《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7年2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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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托尼·朱特

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译者:陶小路

出版年: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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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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