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堃教授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1961)被誉为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大半个世纪之前,他在这本书中首先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中国社会中的宗教》,24页,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时至今日,很难说这种景观依旧,但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信仰仍然随处可见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学术界的角度来看,能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每个角落”中发现问题、挖掘“金矿”的学者似乎不是太多。
金泽是“活标本”,是在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它刻录着地方民间宗教历史与现状的复杂的结构性信息,也折射出中国民间宗教的整体性、历时性信息。除了民间宗教以外,在不少学科视角中的金泽无疑都是一块值得研究的“活标本”,比如中国近代的全球化进程在这里留下鲜明的发展印记,而地方主义、本土经济发展、传统文化持续发生影响等可能性均已被这里的生活所证实,可以使某些偏执的“冲击—衰落”叙事显得苍白无力。对于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金泽的意义在于它至今仍然保存并且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异常鲜活地发生作用的民间信仰观念、行为、仪式,呈现出一套完整的延续明清儒家祠祀体系的信仰网络与祭祀形式,折射出民间宗教的地方性与其国家性的象征意义的内在关系。在我看来,“地方——国家”中的宗教信仰问题甚至比“本土——全球化”中的宗教影响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著名汉学家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题为“The Order and Inner Logic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的讲演提出要从整体上来反思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要从本土知识、对民间宗教内部结构与组织的理解来重新认识中国民间宗教,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基督教模式论。他所提出的“中国民间宗教的结构性定义”未必是完整、成熟的,但可以说是比较“接地气”的:他认为中国民间宗教是以家庭邻里、村落的日常生活实践为基础的,是在世俗地面上的敬天拜神,趋吉避凶;而充满“生气与热闹”的仪式既是人神秩序的重建,也是人际间的社交活动,在这些过程中必然发生经典义理与民间传统的融合;在实用功利之中页包含有公共的伦理道德标准……李天纲则从学术概念史的角度指出所谓的“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Folklore, Popular Religion,etc.)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明清以前是不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把民间宗教从儒、道、佛三教中剥离出来,别为一教,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天经地义,少人质疑。其实……当初的儒、道、佛教都混杂着方术、祭祀和各种崇拜方式,是一个整体”(7页)。那么,严格区分了三教与“民间宗教”之后,“上层儒、道、佛三教和下层信仰之民间宗教,到底谁可以代表‘中国宗教’?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8页)。因此,今天可以沿用“民间宗教”这个概念,但是不能忘却它的“前世今生”,不能把它视为从来如此、自然发生的概念事实。事实上,“儒、道、佛的共同基础,在于民众的基本信仰。说‘三教合一’,毋宁说是中国的各种宗教生活原来就植根于基层的民众宗教”(361页)。这又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后世才建构出来的“民间宗教”观念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