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间gaybar，就算你不是同志，也能从中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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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贡·席勒作品

| 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台湾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帮助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八〇年代以后，台湾时常处于“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与同志运动很像：诸多以往受争议且不见于大众讨论的话题都揭开了，可是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像台湾的环境，忽然解严、选“总统”了，但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疑问：还能相信什么？（郭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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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节选）

郭强生

一切仍得谨慎提防的一九八五年——换言之，彩虹旗红缎带摇头丸这些玩意儿根本还没问世的三分之一个世纪前。

在台湾当时的报纸只有三张，离国际化还很远，资讯就像尚未开放进口的洋烟酒一样，这方面的事更极为稀有也鲜为人知。连在台北市，百姓普遍英文程度仍属低落，所以千万别随便开口，请问哪里有ㄍㄟㄅㄚˋ（即拼音gēibà），他可能会以为你是在用器官粗话骂人。同志？别忘了还是戒严时期，“爱人同志”是共产党用语，罪加一等。

那么，要怎么定义MELODY呢？

就干脆不必明说了。没错，若非熟人带路，还会被小心盘查以防滋事。别招摇，得学会故布疑阵，教外人一眼识不破狐狸尾巴那才是上策。所以也别期待MELODY店里有什么风格或设计。店刚开张的时候，这地方连个卡拉OK设备都没有。台北那时的经济还落后马尼拉吉隆坡，想当年能有这么个场子已经很不错了，就别挑剔太多。？

BTW，还记得卡拉OK机器刚出现的时候，没有电视荧幕，只能看歌词本，而且用的还是那种匣式录音带？一匣十六首歌，有一本书那么厚。MELODY才十坪的店面，去掉吧台与座椅，站人都嫌挤，哪来的多余空间堆放？想来这里高歌？还是等数位化点歌系统出现再说吧！

不过说也奇怪，即使日后有了钱柜这种全民欢唱出现，每家同志酒吧不论规模大小，仍少不了卡拉OK娱乐。这恐怕是三十年沧海桑田过程中唯一还保留下来的传统。歌唱得好坏倒是其次，有个上台亮相的机会才是重点，否则黑麻麻一屋子人哪能赢来目光，出门前的一番精心打扮岂不浪费？

不是说那时候的人英文水准不高吗？那又为什么取了个这样装模作样的英文名字MELODY？且慢，写成了“美乐地”，就别有一番滋味了不是？这就是所谓的故布疑阵，外人看起来觉得是做洋人生意的，员警都要敬畏三分。就像二十年后曾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的摇头吧TEXOUND，这名字在店卡上写写就好，私下大家都说“台客爽”，反倒俗而有力，挺风骚传神的。

与“美乐地”同期的，还有其他这几家场子。“同心桥”应该是最早装设了卡拉OK的。“重庆”的小舞池里，男男翩翩，夜夜跳着探戈吉鲁巴。中山北路上的“第一酒店”还没歇业，旁边那条小巷里平日窄暗幽僻，到了周末就突然多了成群少年郎鬼头鬼脑忙进忙出。

位于那巷底某大楼地下室的“TEN”，一与○暗语私藏其中的店名堪称经典。那可是当年第一家走迪斯可风的，开幕时锋头最健，影剧圈里私下盛传的几位男星竟然现身捧场，让刚出道的小家伙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彼时，老七年方二十，高高帅帅坏坏，浪子膏堆满头，出现在TEN的舞池，总能溅起四面传情目光沐身，好不虚荣。

当兵退伍回来，遇着原来在TEN当领班经理的老三，告诉他乔哥现在已从电视台基本签约小歌星，跃上文艺爱情片大银幕成了二线男主角，想出资弄个自己的小聚会所，提供熟朋友带自己的朋友来认识彼此的朋友。没两年文艺爱情片开始退烧，痴情小生未雨绸缪移民加拿大，听说还在那儿结了婚。只剩下老七还愿意留下帮老三继续接手，这才是“美乐地”正式挂牌的开始。

和同业相较之下，他们这店当年真是阳春得可以。可任谁也想不到，MELODY竟能如此长命，跨世纪存活至今。

那年头谈恋爱走的是日久生情路线，客人来店，不唱歌纯聊天，没有手机，没有Line，常有人把情书留给吧台代传，不像后来网路交友百无禁忌让人眼花缭乱。

年轻的时候，老七从没去想过，属于他们这种人的爱情能维持多久，这种自欺欺人还有几年光景，总以为年少轻狂，这儿打工不过是个中途站，时候到了就会乖乖就范成家去。从没料到，自己竟然是如此这般地过完大半生，每天傍晚来开店打扫然后忙到四点打烊收工，日复一日，这样的生活已是第二十五个年头。

老七更没想到的是，自己能活着看见“同志婚姻”这名词出现，并且三天两头被堂而皇之拿出来讨论。虽然，那已经跟他没太大关系了。

在他成长的年代里，自求多福，方是立足境。要婚不婚，就让下一代去操心吧！年年的大游行他也一次没去凑过热闹，每天累到睡眠都不够，哪有那样的闲工夫？

他已年过半百，最坏的年代也都走过来了。

可怜当年的赵妈，还会因一张变装照片被警察以“人妖”罪名逮捕入狱。搞运动？不是该为那些当年因风化罪入狱的老皇后们向政府申请“国赔”什么的？这事从来也没人管。得了，小家伙们只图自己开心最重要，游行不过是场嘉年华会，鳏寡孤疾老怪者，顶好躲一边去。结束后要庆祝狂欢，小家伙们也不会挑上来他这里。现在他们要去的地方会是红楼小熊村、FUNKY、JUMP......

时代不一样了。二十五年前若有人锁定玻璃圈，说这个消费市场潜力无限是块大饼，怕不笑掉人的大牙。

这阵子每有新生代蹦蹦跳跳推门进来，看见一屋子欧吉桑（对不特定年长男性的称呼，源自日语），无不吐舌做鬼脸，转身就摔门撤腿，毫不给面子。早个几些年，小伙子们都还懂点礼貌，既然推了门进来，也好歹点杯饮料坐坐。大家同病相怜，听听前辈们的故事，暖暖彼此的回忆，犯不着骄纵作态。如今不必遮遮掩掩，明目张胆多出了个身份，叫消费者。多的是一个晚上喝完酒，唱完歌跳完舞，最后再加三温暖一游才觉尽兴的圈内玩家。这些都玩腻了也不愁，还有轰趴伺候。

曾经一度，没人再管这地方叫美乐地；直接都说“老七的店”。现在却只有老客人还在喊他老七，后来的客人则喊他Andy。

世代差异？不如说是他们这代在凋零吧！为了在这行生存，他也曾求新求变。那一年，各家酒吧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经营进入战国时期，他一咬牙重新改装，把店里里外外涂了个漆黑，国外进口的男体海报挂它个满墙，决心来好好干他一票。有钱不赚，难道是想上天堂？再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这种人吧？

他那年三十五，意识到老来没依没靠，此刻不存点老本更待何时？看多了圈内的老病残穷，连当年秀场炙手可热的谐星，到最后也只剩西门町小套房里潦倒等死。老三得了那圈内人闻之色变的病，最后把店托给他的时候两人哭成一团。老七不想如此，Andy更不甘。

接下来那几年，Andy以人肉市场艳帜高张闻名圈内，来到店里如进乌漆麻黑的盘丝洞，爱怎么玩，能怎么敢，照单全收。然而美乐地的店名终还是没改，因为心里不舍。老七总记得自己当年啥事不懂，若没碰上几位前辈哥哥们，弄出了这块小避风港，一直在新公园里继续鬼混，还不知道会被怎么作践。

几起几落，少不得风风雨雨，MELODY早成了同业间的一则传奇。

在这吧台后一站就是二十五年，除了那几年里身边多了汤哥帮忙，他一个人扛起一家店，生意再忙也不曾有过算错账或送错酒，只能说，天生是干这行的料。

再怎么能干，现在的老七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是有点年纪了。像昨天夜里，打烊后收杯扫地不过才进行了一半，他一阵头昏，再睁眼竟发现自己怀里揣着扫帚，蜷在墙角已困了一觉。

睁眼醒来时心还怦跳着，一看墙上的电子时钟闪的是04：20，不过才过了半个钟点，却好像去了很远的地方一直在赶路，整个人弛软在地，一时间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

眼前守了半辈子的这家店，仍是每晚打烊后的相同景象。吧台上东倒西歪的啤酒瓶，关了声音的电视荧幕继续播着卡拉OK影带。整个密闭的空间没有窗户，看不见外头的雨究竟停了没有。

寒流过境，冰雨已经连下了好几天。

他这儿本就不是小朋友跑趴的热门点，反倒是这样的坏天气时，不怕没有熟客上门。雨夜孤灯谁都怕，不如来吧里打发。

断代

作者:郭强生

出版社: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出版年:2018-6

页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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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真失落的痛苦中觉醒——郭强生专访

何敬尧采访

何：《断代》的书写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学的单一位置，企图站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面向上，重新回顾台湾同志历史。对您而言，此书写角度有何意义？

郭：我一直对于同志文学这个标签有疑问。譬如，你要如何定义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验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写的东西叫同志文学？读者是同志，所以才归类为同志文学？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同志运动底下的附庸？作为创作者，我不会先想这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认真对待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主题。

我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探索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如何应对面貌丕变的大环境。现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线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后却是船过水无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台湾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帮助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八〇年代以后，台湾时常处于“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与同志运动很像：诸多以往受争议且不见于大众讨论的话题都揭开了，可是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像台湾的环境，忽然解严、选“总统”了，但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疑问：还能相信什么？过去的威权洗脑、国族的负担、旧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轻松，激情兴奋了一下，却发现接下来衍生了更多问题，比想象中更难处理。

何：所以其实更像是描述时代的小说？

郭：我认为作家一定都会被自己的时代制约，但同时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则是要观察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的人最大的冲击与痛苦是，知道这世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样而已，那还要相信什么呢？纯真失落之后，激情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我找到的方式，则是一种文学上的处理，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议题，而是要把这些议题拉到一个文学的再创造。真正说起来，这是一本关于时间与回忆的小说。若你说《断代》是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则会说，这是回归到以文学来思考的原点。

我想要把前因后果经由我现在的观点来重新整理。这样的书写，早十年我可能也做不到。我从二○○○年返台之后，这十多年来也经历了时代的激情，但创作者如果随之起舞，可能就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是到二○一○年才开始把心静下来。文学都是需要沉淀的，与网路的即时很不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到《断代》，我都是在处理这样沉淀过的心情。

所以，我不会自己设计出一种叙事的风格或策略框限住自己，而是让题材考验自己还能不能找出不同的书写方式。

何：《断代》安排了“阿龙”这一位异性恋（双性恋？）的人物，作为串联篇章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象征什么？

郭：故事中，一定要存在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只是沉溺在八○年代。看望过去的理由，是为了看接下来要如何走。现在要做gay会比以往简单，认识人的管道也多，但这么多复杂的选项，反而令人更迷糊。这些更多的选项，真的能让孩子们理解性是什么？爱是什么吗？

譬如阿龙，他对于异性有感觉，但又同时认为他做酒店小姐的女朋友是不干净的，在这种羞耻心之下，还有更深一层的羞耻：若爱的是同性，他喜欢的会是年纪大的五十几岁的欧吉桑，这样反而让他更困惑——做了同志，他将成为边缘世界里更边缘的人。开了门之后，才知道那是另一个世界，才发现自己的心何其复杂，真正面对自己也更困难。揭开问题，并不代表就会得到答案。

何：在gaybar“美乐地”门前的众多鬼魂聚会，让读者心惊胆破，此情节是否暗喻了什么？

郭：鬼故事很难处理。在所有的文本里都存在着鬼，不是那种眼睛看到、撞邪的鬼，我想要拉出来的鬼，是在故事、历在纯真失落的痛苦中觉醒史、记忆里的鬼，让它自然呈现出来。我想要抓住故事里本身的鬼，就算读者看到也不会觉得奇怪，像是我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里面都有鬼呀。

我一直企图跟不同的鬼沟通，毕竟，鬼比人有趣多了。我想要将有形\无形、阳间\阴间这样的空间概念打破，就像是那一间gaybar，进去便是一个梦，可以通往各处。我想要创造出一些新的鬼，而这些鬼都是同志，我觉得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