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1947-1991》的德文原版于2007年由德国著名的C. H. 贝克出版社出版发行。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该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孟钟捷教授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此书作,他也曾为此书撰写过一篇简介,并且还翻译了当时德国媒体对本书作者施特弗尔的一篇采访(参见孟钟捷:《〈冷战,1947-1991:一段激进时代的历史〉述介》,《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总第七辑,第238-247页)。而迟至去年夏天,本书的中译本才得以出版,其中几经波折(见本书译序,第VII页),笔者虽不谙相关缘由,但也能想象个中艰辛,因而为此书最终能够顺利问世而感到高兴。
早在2000年,文安立就已经提出未来在冷战国际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新范式:意识形态、技术与第三世界。这里所谓的“范式”在文安立看来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模式,是观察纷繁复杂的冷战历史的路径和视角(Odd Arne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2000, p. 551)。而施特弗尔的《冷战1947-1991》也恰好就是在上述三个研究范式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范式一:意识形态。文安立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大群个人对一系列基础性观念的系统表达(Westad, 2000, p. 552)。而施特弗尔在本书中特别强调,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表现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究竟谁才是正义这样的国家间争论之中,还要表现在更加具体的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是国家的内部。因此意识形态之争不仅仅是一场国家间的斗争,更是一场国内斗争。“我们今天正处于一场冷战中,我们的敌人既在这个国家之外,也在这个国家之内。”(第4页)于是“冷战便被标志为‘冷酷的内战’。”(第203页)在东方,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西方则有对“亲共分子”的迫害。通过第六章第二节的叙述,作者似乎传达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区分敌友的范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贯穿于冷战时代的整体性问题,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国外还是国内。
范式二:技术。在这里不应把“技术”只简单理解为美苏之间的科技之争,而应该把技术理解为各国出于自身目的,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以及建构社会制度的能力(Westad, 2000, pp. 556-557)。冷战初期,技术冷战首先自然还是表现在核武器这个层面上。《冷战1947-1991》一书在导言中就特别突出了核武器的重要性,并在之后的若干章节中从军事、社会心态、文化、技术的角度对“原子弹”这个主题展开论述。这与传统的冷战史著作以时间为线索,历数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外交政治冲突有着很大的不同。